[47]法理论由此也就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一般性的法学学说。

在庞大而复杂的监督系统中，最为重要的是将分权制衡、合理配置权力的理念落实到各种制度或者机制之中，最终在各层面各领域架构合法的规范的运营机制。行政主体不得随意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行政相对人也必须尊重并履行行政决定，要行使抵抗权则需以法规范的明确授权为依据。

要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重点在于建构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合法的规范的运营机制，即确保行政主体依法全面履行职责，真正依法且合理地行使行政权力。在我国，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渊源，是权力的终极来源，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依法使强制性、惩处性的手段成为共同准则。政府机关作出的决定、命令和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必须得到普遍的尊重、遵守、维护和实现。

要处理好改革与立法、创新与执法等各类关系，需要在公务员法等相关法规范中贯彻落实，建构与之相适应的评价和责任机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在国家政权体系内外有诸多治理主体，纪委监委、党委政法委、组织部、公检法等都是重要的国家治理机关。[53]这个译语与权利概念关系密切，其创制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权利一词的启发，为此也同样折射了权利一语的缺陷。

[28]尾川昌法：《明治の人権論·ノート(15)》，冈山人权问题研究所《人权21》志2003年版，第43页。代表性的参见柳父章：《翻訳語成立事情》，岩波书店1982年版，第150页以下。[38] 在中国方面，现今也存在类似的溯源性探究和观点。[42](美)安婧如著，黄金荣、黄斌译：《人权与中国思想——一种跨文化的探索》，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正如日本的土屋英雄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穆勒的社会与个人这一结构，在梁启超那里被调换成为政府与人民。西周在自译的《万国公法》一书的凡例中就专门提及此书。

然而，梁启超未必清楚这一点，当他在日本接触到吾妻兵治所译的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时，即为之倾倒，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对于开始从事国家建设的中国来说，成为日本之现实的国家脊梁的学说当然具有压倒性的存在感。[35]只不过这些中国古籍中的权利一词，其意义一般多为权势和利益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自由权利观的形成，构成了中日两国法政概念移植交流史的重要篇章。此外还应该看到，近代日本几乎是在同时期输入权利概念的，但其理解更深，传播更广，并反过来促使了该词在中国的流行。

有关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理解，可参见梁启超：国家主义之发达，载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四集·论著十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456-457页。[71]但梁启超的自由权利之主体并不限于个人。[6]至于该词移植的具体回路和重要细节，这些研究尚未考详，确切的第一手文献亦尚未入手。该刊即多次使用自主之理人人自主自主之权等含有天赋人权观念的用语。

[41] 但无论如何，如果说在权利概念输入之前，近代中日两国即已具备深厚的相关传统文化基础，那则言过其词，尤其对于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其将原因归结于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观念的心态，以及当年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权利观念之再塑造，指出：在相当多人的心目中，既然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是不可抗拒之宇宙规律，它也是论证政治制度为正当的根据，那么，在人们用它来证明只有每个人必须在竞争中自强不息、国家才能独立时，力量和能力也就自然地与个人权利观念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认为强权即正义。

[16]津田真一郎：《泰西国法論》，东洋社1877年版，第23页。[12]利谷信义：《日本の法を考え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版，第150-152页。

[68] 在《论权利思想》这篇较为集中体现他的权利观的力作之中，梁启超也认同将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译为《权利竞争论》，并指出，此书说的是：权利之目的在和平，而达此目的方法则不离战斗。近代中日两国之间即是如此。[20]前田正治：《権理と権利覚え書》，法と政治25卷3·4号1975年版，第27页。[38]尾川昌法，见前注[33]，第28-29页。[34]不唯如此，当代中国学者还指出，仅《盐铁论》一篇，即曾十一次出现权利一语。但基于鄙人目下的学术兴趣，并囿于学术资料的限制，本文仅主要立足于狭义的概念移植的视角，即集中关注有关西方权利概念在中国的输入和初步落定，也包括相关译语的创生及其所伴随的意义变迁。

[31]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权利一语对于中国来说，未必不可视为一个特别的回归词。另外值得交代的是，这个时期各种源自日本的《法学通论》等教材资料开始涌入中国，其中不乏对权利自由等概念的定义，对这些用语的移植也产生了影响。

在此基础上，他针对该词的多义性，竟列举了其10种用法，[46]显示了他对right(英语)、 regt(荷兰语)等西语的内涵较之中国的严复有更为深入、细致的认识。接着将透视权利概念在东方国家移植的传统文化基础，并分析囿于这些传统文化基础的不足而导致的译语本身的缺陷及其意义后果。

[54](日)土屋英雄：梁启超的西洋摄取与权利—自由论，载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76] 但面对当时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梁启超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国家有机体学说为核心的国家主义思想。

[54]正是通过这种路径，梁启超形成了自己的自由权利观，并对自由权利概念在中国的引进、传播以及意义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分析了梁启超思想特质的持续性，认为1902—1903年前后的梁启超有关自由权利观只是由于摄取了西方思想而变得更加富有选择性和多层次化而已，并不等于思想变质了。[8]有关统计研究，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115页。由于缺乏深厚的相应观念基础，right(英语)、droit(法语)、regt(荷兰语)等西语在近代东方国家并没有找到完全精准的对译语词，尤其是最终所确定的权利一词，几乎可视为一个不当的译语。

[36]金观涛、刘青峰，见前注[8]，第111页。[80]梁启超，见前注[77]，第69页。

[19]中田薰博士亦明确指出，津田在《泰西国法论》中所使用的权利，也是借用了丁韪良汉译《万国公法》中的权利一词的。在该书第一卷第三篇中采用人权这一译语，写道：众庶同生彼此相对互有之权，此人权之谓也。

换言之，其在近代中国的移植过程，经过了作为共同处于继受国地位上的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的对向往复、相互协作、彼此交流的复杂过程，汇成了一副移植交流史的生动图景。[11](日)实藤惠秀，见前注[6]，第281-282页。

人民(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还不是这个图景的组成部分。现作为有力的第一手资料，在此特予抄录。[4]较有代表性是燕树棠先生。日本当代学者明确指出：梁的西方权利—自由论的摄取主要是通过日文译本以及日本人的论著这一‘中介(日本式的变形)进行的。

根据一种有力的见解，该词已混杂了两种未被人们觉察的不同含义，以致自明治十年代自由民权运动处于高扬阶段开始，民权的权中，亦夹杂着传来含义和译语的含义，前者是力，而后者是right，而且力压倒了right。[62]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载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三集·论著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8页。

[78]狭间直树编，见前注[54]，第76-77页。[34]前田正治：《‘権理と‘権利覚え書》、《法と政治》，关西学院大学第二五卷第三·四号，1975年版，第372-375页。

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在国权与民权之关系的层面上，认识到民权保障的后果论式的意义，即：要想让国家值得人们去爱，就必须树立民权，并作为国家的内核。在后来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1920年)中，梁启超自己亦曾将当年在流亡日本期间对西方思想的摄取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并予以深刻的自我批判： 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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